康乾配资 罗伯特·瓦尔泽：一个献身文学的人，最终消失进疗养院里……

“临近写作生涯尾声，罗伯特·瓦尔泽只为写作本身的愉悦而写作。他出于自己经年累月建立起的职业作家身份，出于习惯，出于继续实践写作的欲望而写作。这些纸张见证了极致的艺术性乐趣。”

本文选自《洞观微物：罗伯特·瓦尔泽的一生》，为本传记的“导言”。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1878—1956），瑞士德语作家、诗人。代表作有《雅各布·冯·贡腾：一本日记》《助理》《坦纳兄妹》《散步：罗伯特·瓦尔泽中短篇小说集》等。

《洞观微物：罗伯特·瓦尔泽的一生》

作者：苏珊·贝尔诺夫斯基

译者：夏明浩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纪念碑

2026年5月

不久之前，罗伯特·瓦尔泽（1878-1956）还是你从未听说过的最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还是一位年轻的写作者时，他在其祖国瑞士及周边国家曾大受赞誉，这些赞誉者包括他的同代人：弗朗茨·卡夫卡、罗伯特·穆齐尔、赫尔曼·黑塞和托马斯·曼。尽管如此，他在之后的人生中几乎被遗忘——直到死去，他都还默默无闻。仅在其百年诞辰后不久，他的作品才被新一代读者和学者重新发现并热烈拥护。作为一位“作家中的作家”——这一称号主要称颂的是其精妙的散文写作——瓦尔泽如今已被指认为二十世纪早期最独特、最具原创性的声音之一。他还被塑造成一位文学界的“反英雄”人物，于社会边缘生活和写作，是一位浪漫的局外人。

关于瓦尔泽的人生故事，如今广为人知的片段有：他早年间受训成为银行职员和仆人，之后在精神病院居住长达数十年，在独自出门散步途中死于雪地。英语世界的读者或许知道他关于仆人学校的小说《雅各布·冯·贡滕》（奎氏兄弟的电影《本雅门塔学校》据此改编而成），或者买过一本由苏珊·桑塔格作序的《罗伯特·瓦尔泽短篇小说选集》（1982）。更新的读者可能还听闻过他在生涯晚期创作的微型手稿（miniature manuscruipts），又称“微稿”（microscripts）——与广泛的错误认知不同，精神病院并非瓦尔泽创作这些手稿的唯一处所。

毫无疑问，他的人生故事的这些重要元素拼成的关于其人其作的形象，有误导性。在本书中，我力求填补空白，呈现这样一幅艺术家的肖像：他是一位专业的文学创作者，一位具备工匠精神的大师，他在人生路途上遭遇诸多阻碍，但仍然坚定地献身艺术。他在写作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靠稿费勉力过着简朴的生活，主要是写通称为“豆腐块”（feuilleton）的报章短文——来自日常生活的小品或轶闻，与《纽约客》的“街谈巷议”（Talk of the Town）版块有所不同——他将这种文体转化成一种载体，用以呈现叙事性的壮丽笔触。

某种程度上，瓦尔泽所耕耘的这种形式，他用其作品描绘“微小”主题和质朴主旨的追求，导致世人误认为他是不重要的作家。他讲的故事围绕着缺乏显著性的事物，他宣讲的福音让我们欣赏起周遭被忽视的众多奇观——为此，W.G.塞巴尔德封他为“洞观微物之人”（a clairvoyant of the small）。“除却日常，我们无须看任何事物，”瓦尔泽笔下一位主人公说道，“[我]们所见已经足够丰富。”瓦尔泽为那朴素的、不起眼的人与物添上光辉，对许多人而言，这种姿态代表着拒绝和抵抗当代生活中恶性的商品化进程，他们因此钟爱瓦尔泽。

罗伯特·瓦尔泽，1907年。

十四岁时，出于经济原因，瓦尔泽被迫辍学。在家乡比尔，他去了银行当学徒工，与此同时，他心怀演员梦。移居苏黎世后，他在一家保险公司的会计部门上班，发表了他最初的几首诗歌，之后辞职以便投入写作。他的第一部作品《弗里茨·科赫尔的作文集》成书后不久，他搬到柏林投奔哥哥卡尔，一位艺术家、舞台布景设计师。两兄弟因傻里傻气、吵吵嚷嚷的行为举止而声名败坏，他们是一对可怕的孩子，置身创造力十足的人之中，那时伊甸园般的柏林，是文学和文化活动的温床。有赖于哥哥，瓦尔泽被高雅的艺术家圈子接纳了。但他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以进入仆人学校学习的方式叛逆，让艺术界同行反感。即便在他已经“扮演”一个作家，创作小说之后——他接连写了三部小说，均受到评论家（包括穆齐尔）的褒奖——他的书还是没能抵达更广阔的读者；这些小说太古怪，太谦卑，太瑞士了。尽管他的散文受到作家同行的赞誉（卡夫卡喜欢高声朗读瓦尔泽作品），但这位年轻的梦想家很快就过气了，陷入创作瓶颈。他败退回瑞士。

罗伯特·瓦尔泽真正的写作生涯始于这里。正当他的文学明星梦熄火之时，他开始试验各种短文形式，在接下来超过二十年的时间里，它们逐渐发展成极具现代主义风格的杰作，这成了他标志性的成就。以豆腐块散文为起点，他堆起层叠的、繁盛的描写和比喻，直至构建起精巧的宏伟大厦，围绕的都是最简单的主题，在其中织入虚构的元素，让人无法辨别何处结束了随笔，何处开始了故事。

瓦尔泽的主人公含括了孩子、受社会驱逐者、艺术家、赤贫者、边缘人和被遗忘的人。所有这些人物形象都有着以惊人的博学、精巧的技艺言谈的嗜好，更为显著的是，他们说出的长句复杂而充满智慧，掩盖了说话者表面上无足轻重的事实。他是一个敏锐明辨的观察者，他所写的那些仆人，其雇佣者在他们面前畏缩，因为雇佣者知道自己的主导权并不稳固，要么源于仆人自愿的认可，要么源于强加的权力。因此，权力者发现自己渴求并依赖其下属的善意。但如果说滋养一种渴求意味着交出权力，瓦尔泽却将这样的舍弃描述为一种愉悦、鼓舞人心的行为。

反讽在瓦尔泽宇宙四处弥漫。然而，他这种轻蔑的、偶有讽刺的语调，在世人眼中并未与托马斯·曼这样的作家联系在一起。瓦尔泽式的反讽整体来说是不同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瓦尔泽将现代性与惊人丰富的口语并置，他的语言从它所指向的领土腾空而起，绘出一片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阿拉伯风格花饰，以至句子表面“含义”成了最不重要的。

瓦尔泽的散文小品绕其主题飞旋，积聚起观察、想法和领悟，直至人类历史的全部图景得以在简单的观看行为中显现。他的散文的厚重质地在其写作中位于前景，他的句法和语义的复杂度折射出叮当作响、满是焦躁、欣快的现代精神。他晚期的叙事特征是话题和方向的突然转折；有时，词句由一种引发联想或比喻的节奏导出，在这联想或比喻中迸发出其自有的次级叙事。通过用定位性的词组填满句子结构，他曲折的遣词造句戏仿了官僚主义的德国人。他所钟爱的表示相对性的副词——大约、也许、大概、可以说——限定了它们修饰的对象，直到事实性断言的坚实地基消失得无影无踪。

阅读瓦尔泽晚期的故事，就像在螺旋飞行的途中倾听椋鸟的喃喃低语。即便那些十分了解他作品的人，也很少能预测他的思绪下一步会往哪儿走。他早期写作的回声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依稀可听，而他晚期作品的影响在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彼得·汉德克和托马斯·伯恩哈德的写作中相当突出——还有许多作家曾在他的书页中找到灵感。

罗伯特·瓦尔泽，卡尔·泽利希摄于1939年4月23日。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角度看，我们的生活日益被无限互联，往往带有军事色彩的全球文化定义——即便是对我们这些从未服过兵役（和瓦尔泽不同）的人而言——对于他所处时代那些刺耳的新鲜技术，瓦尔泽带有矛盾态度的回应是很好理解的。在所有想要揭开“进步”这一偶像的面具的作家中，没有一个比他更敏锐地理解了速度和机械化在人类心灵上造成的浩劫。尽管城市生活及其节奏带来的灵感在其诸多作品中清晰可见，他总是用怀旧地——仅仅半带讽刺地——援引浪漫主义田园的修辞刀锋（部分承自中世纪的浪漫主义遗产），横向切开科技的纹理。旧式的男仆和游吟诗人形象在他早期写作中频繁出现。

瓦尔泽后来后悔使用游吟者的自喻，在他对自己作品的评估中，这是一个过度使用的修辞。但这一形象与他偏爱的对自己所居住的瑞士及德国城市地貌的开拓方式相符，即用双脚阔步穿越这些城市。一个伟大的散步者，比起任何其他交通方式，都更偏爱自己的双脚。对他而言，整夜步行，穿越从伯尔尼到图恩的十八英里，然后在清晨爬上一座山，这并非难事。这些散步成了他最为人所知的小说的基础，比如设定在比尔的中篇作品《散步》。不像那些以休闲节奏穿越一座城市，过分关注和记录颗粒般细节的闲逛者，瓦尔泽是个快速的步行者，投身一次又一次快速接续的迅捷感知和浮光掠影。

瓦尔泽毫不妥协地拒绝以任何方式被围困、被拖累，他不知疲倦地从一座城市搬到另一座（斯图加特—慕尼黑—苏黎世—柏林—比尔—伯尔尼），尤其是在这些城市内部，他接连不断地流转于通常从老年女性手中租下的精装房间。他一年要搬家十三次之多，他极少的财产存放在一个行李箱里。他用极少的费用养活自己，收入来自他的书和报刊文章，他大部分人生都处在窘迫境遇中——他偏爱如此，而非出让自己选择工作和生活的自由。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瓦尔泽在瑞士首都伯尔尼过着经济动荡的生活，在这里，他的作品变得更激进，对他感兴趣的出版商也变得更少——包括他赖以为生的几家报纸。他自绝于社交，大量饮酒，行为和情绪越来越反常，此时，心理疾病成了他生活中的麻烦因素。一九二九年，五十岁的他正值一生的创造力高峰，进入了伯尔尼郊外的瓦尔道疗养院。他将在这里，在疗养院的禁锢中度过剩下的二十八年人生。在他的入院谈话中，他称自己经历了幻听、失眠、抑郁和注意力丧失——这些症状都留在了医疗档案中，一同记录下的还有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意见，这一诊断如今被认为是可疑的。瓦尔泽害怕夜里一个人待着，拒绝了疗养院向他提供的私人房间，而更喜欢在集体病房睡觉。他当时的状况如何，是否达到长期收容入院的条件，这些问题至今都还不太清楚。他是自愿入院的，但并不带有把这家疗养院当成永久的家的期望。

尽管如此，与其他地方相比，这家疗养院仍然是庇护所。他曾在无能为力的孤立中绝望地希求一点安慰。在向精神科寻求帮助前，他的最后努力之一，是尝试游说自己的一位女房东嫁给他。当她拒绝时，他又向房东的姐妹求婚。之后，他去求亲姐姐莉萨，请她允许自己在她的小公寓里与她一同生活。但多年的城市游牧民生活让他成了一个易怒、神经质、抑郁的室友，他的行为举止也不符合社会规范，而姐姐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照顾他。

于是，疗养院成了瓦尔泽的解药，能够应对正残害着他的孤独，而一旦出于个人意愿留在疗养院，他就显得心满意足，甚至又开始发表作品。但在一九三三年，与他的个人意愿相悖，且主要出于官僚性的原因，他被转去瑞士东部的阿彭策尔地区，这是他所不熟悉的区域。这一转院颠覆了他在瓦尔道习惯了的生活。仅仅是因为院方威胁要使用暴力手段，他答应了转院，此后再也没有发表任何作品。

在黑里绍，瓦尔泽组装纸袋，在餐后擦净食堂桌子。他遵循病人共同遵循的生活规章——但他是住院病人中少有的获允在周围群山散步的，这是一项他充分利用的特权。这些散步有时是在卡尔·泽利希陪伴下进行的，泽利希是他的法定监护人，也是他最后的文学执行人。泽利希在黑里绍多次探望瓦尔泽，和他一起在乡村长途漫游，转录下他们之间的对话，之后发表。这些记载和瓦尔泽的医疗档案一起，构成了关于瓦尔泽人生最后时光仅存的重要资料。

如今广为人知的微稿，是一九五六年瓦尔泽死后被发现的。当这几百片被铅笔字迹（一行字的高度仅一二毫米）覆盖的小纸条被发现时，它们被认定为密码。这些微稿令人震惊。它们写在各种类型的废纸上，包括名片、工资条、拒信，呈现出难以置信的文本密度，微小的铅笔记号彻底吞噬了任何原初的文本。比如，被登记为“微稿第200号”，之后成为短篇小说《猪》的手稿，仅有二又八分之三英寸×三又十六分之三英寸，内含将近六百个单词，打印出来大概有两页。

围绕着这些微小文档的无数提问，和瓦尔泽的诊断意见放在一起，产生了一个疑窦：疯了的作家在疗养院的禁闭之中，是否受到强迫，不得不将书写尽可能缩小？事实上，瓦尔泽在入院的多年以前就已经用微稿来起草自己的作品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到后期，他要发表作品越来越难，相应地，他写下的可提交的清晰复本也变少了。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强盗》（1925）就是用微稿创作的，却从未被作者誊写过。

临近写作生涯尾声，瓦尔泽只为写作本身的愉悦而写作。他出于自己经年累月建立起的职业作家身份，出于习惯，出于继续实践写作的欲望而写作。这些纸张见证了极致的艺术性乐趣。在瓦尔泽用铅笔描摹的私人王国里，他可以无限机敏、唐突无礼，可以肆意辱骂而免于惩处，写下向主题飞扑而去、撒欢跳跃的句子，镇定自若地描写叙事空间。但他没有观众。他所需要的不是报纸读者，而是被那些早年间为他加冕的文学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一九二五年出版他最后一本书《玫瑰》时，在作家、编辑弗朗茨·黑塞尔帮助下，他几乎要重新吸引那些人的注意了。那时，黑塞尔正和朋友瓦尔特·本雅明一起翻译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第一卷。当时默默无闻的本雅明，在一九二九年写了一篇关于瓦尔泽的随笔并在电台上朗读，但此时瓦尔泽的写作生涯已基本告终。《玫瑰》鲜有人问津，而他也无法在这之后发表另一本书。他消失进疗养院里，这是一次在文学群体中没有激起任何涟漪的沉默退场。

罗伯特·瓦尔泽的一页“微稿”。

三十多年前开始翻译罗伯特·瓦尔泽的作品时，我未曾想过要为他写一本传记。我很快就爱上了他的写作——他的每个句子都会带你踏上一段落点常常彻底无法预料的旅程。我喜欢他温柔的机敏，他狡诈的幽默，他无尽自谦的夸大其词，还有他那些能够转变我们对世界何以造就的理解的比喻。翻译瓦尔泽帮助我理解他如何一次又一次玩转他的叙事花招。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让我感到惊讶。

一九八七年秋天，完成“德语与创意写作”专业的本科学业后，我前往苏黎世，在瑞士的大学资助下，花了一年时间于罗伯特·瓦尔泽档案馆学习和翻译，那时档案馆位于苏黎世河滨区一座拥有高耸塔楼、名为红色堡垒（Red Castle）的建筑的后阁楼。我进入苏黎世大学学习，旁听了一些课程——汉斯·维斯林关于当代瑞士文学的讲座，玛丽·斯内尔霍恩比的翻译研究导论，还有弗里茨·森深度沉浸式的詹姆斯·乔伊斯研讨会。但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瓦尔泽档案馆为访问学者专门开设的阅览室里学习和阅读——好几个星期，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染成森林般墨绿色的大木桌和亚麻布面封皮的十二卷瓦尔泽全集几乎有着同样的色泽，这套书是我珍视的所有物。我慢慢地，一卷接着一卷，用铅笔批注填满了书页，写下有关英语用词的想法，写下有关哪些短篇小说译成英语效果最好的笔记。

每个清晨，我尽可能起早，从我的小房间，即位于瑞士癫痫诊疗中心（靠近蒂芬布伦嫩〔Tiefenbrunnen〕电车站）的私人宿舍出发，沿着苏黎世湖的湖岸走到档案馆，路过天鹅、船只、栗树成行的步道、勒·柯布西耶展馆和雕塑家让·坦格利奇异而巨大的作品《尤里卡》中交错的齿轮。在晴朗的早晨，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脉位于狭长湖面的远处，即便有云，高大的山峦也往往无法被完全遮蔽。我知道我所走过的正是瓦尔泽曾经走过的路，这触动了我。我徒步穿过树丛，去探访名为“格赖芬”（Greifensee）的湖泊，这是他在最初发表的散文文本中描写过的地方；我乘火车去看他的长篇小说《助理》设定的背景，那座位于韦登斯维尔的房子。但我总是会回到档案馆的书桌前，回到我的词典前。我通常会在档案馆待一整天，直到关门，只有中午才溜出去，在附近的面包房买个奶酪三明治或瑞士咸派。当清洁工辞职的时候，我抓住机会，赚点救急的现金。这份工作给我提供了一把通往档案馆公共区的钥匙，自此以后，除了翻译，我还要在周末拖地板。

在隔壁房间，背靠背坐在两张书桌前的是伯恩哈德·埃希特和维尔纳·莫朗，他们弯腰通过台式放大镜——一种有架子的小型放大镜设备——仔细察看我所见过的最袖珍的手稿。他们使用同样的打字机，一张又一张誊写成六卷本《来自铅笔领域》的第四卷。他们来回通读草稿，直到满意地认为已经尽可能准确地解码了每一份微稿。偶尔，其中一位会给我透露一份他们尤其欣赏的短篇小说的影印复本，这对搭档找到了理解瓦尔泽手稿的途径，我则不断进行汇编。

翻译罗伯特·瓦尔泽的七本书，我习惯于在阅读德语的过程中施展口技，将我脑海中听到的那个说英语的瓦尔泽表演出来。通过为他写作传记，我理解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无论我觉得自己多么了解他，那都是一种投射。尤其是，他也一直在明确地提醒我（和他的所有读者），“没人有资格用一种看似了解我的方式来对待我”——他笔下的人物声称。其实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心理学家、作家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写道：“我在心理学课堂上给住院医生和学生授课时强调过，关于另一个体的精神生活，我们必须对自以为知道的事情和实际上知道的事情之间的鸿沟时刻保持尊重。”当然，这个原则对那些已经逝去几十年，处于谜团之中的个体来说更加正确。

尽管瓦尔泽激进地声称自己是不可了解的，他却经常写一定程度上带有自传性的短篇小说。偶尔，他显然在邀请读者把自己的短篇小说视为自传性事实，《某种故事》中的叙事者发表这一言论：“我一直在写的那些长篇小说是同一本书，它可以被描述为从我身上切下来、撕下来的诸多片段。”但那些熟悉瓦尔泽作品的人真的了解这位作家的人生吗？了解多少呢？

从写作生涯的早期开始，瓦尔泽就经常在作品中混合自传和虚构的元素。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坦纳兄妹》刻画了刚刚成年的四兄妹之间的关系，这些人物明显是基于瓦尔泽的兄弟姐妹创作的，而他们之间的冲突的结构也脱胎于真实生活。但四者没有一个是准确的肖像，小说描述的事件也不与真实生活发生的事情对应。即便如此，在这部小说和其他许多作品中，这种大体上具有自传性的涌入引导着我们赋予其写作某种纪实功能。一九六六年为他写下首本传记《罗伯特·瓦尔泽的一生：一部纪实传记》的作者罗伯特·梅希勒非常依赖——在我看来，是过度依赖——瓦尔泽的短篇和长篇小说。尽管它是早期解读瓦尔泽的开创性著作——我年轻时作为瓦尔泽爱好者曾如饥似渴地阅读——但梅希勒不可避免地混淆了作家本人与其作品，透过瓦尔泽的虚构之棱镜，折射出一幅他的扭曲肖像。凯瑟琳·索瓦在她按主题划分结构的传记《罗伯特·瓦尔泽》中采用了类似策略，这本书于一九八九年在法国首次出版。

作为瓦尔泽二十一世纪的首位传记作者，我也经常面临选择：是引用瓦尔泽的写作来佐证观点，还是完全不征引？关于他人生的某些特定阶段，纪实性材料少得令人沮丧，这位都市游牧民丢弃了他所收到的大部分纸张。所以我广泛引用了瓦尔泽作品的现存卷本，但也一直提醒自己，假面与解体是他的虚构宇宙中的关键主题。在一封一九二七年寄给《法兰克福报》编辑的信中，瓦尔泽解释道，作为随笔家，他从现实发生的事情中获取灵感，并用他认为有艺术效果的方法赋予它们诗的形式。比如，偶然瞥见格奥尔格·毕希纳剧作《雷昂采与蕾娜》的演出广告，他写出了散文《剧作家》，文中声称他在疑惑中观看了演出——实际上他没有去。“我喜欢并尊重事实。”他笔下的主人公之一如此宣告，也许他说这话时正挤眉弄眼呢。

在梅希勒所著传记之后，对瓦尔泽的研究改变了许多。这本书的出现纪念了瓦尔泽逝世十周年，也是我出生的年份。之后几十年里，瓦尔泽的许多新作品被发现——大约占了他现存作品全集的三分之一——还有数不尽的信件，最近收录于一个三卷的版本。许多学者收集起关于他的生活和写作的宝贵的纪实性材料。首屈一指的是伯恩哈德·埃希特，他在二〇〇八年发表了长达五百页的《罗伯特·瓦尔泽：图像与文本中的生活》，这是我这本书重要的参考文献。

总而言之，我所依赖的材料，从我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档案馆时起就开始收集了。这丰富的收藏含括了文章、书评、信件、回忆录和那些与他有所交会的同代人的日记记载。我钻研了他医疗档案中医生的记载，市政登记簿中指示的居住地变更信息，票据存根、银行账单、报税表格和有记载的流言。他数不清的故居地列在了附录里，便于读者自己踏上一段瓦尔泽朝圣之旅——追寻诸多寓所中他留下的人生踪迹。最重要的是，还有他留给我们的文学作品：四本遗存的长篇小说，诗歌，小品剧，还有几千页短篇散文。我所讲述的瓦尔泽的诸多人生故事散布于这本书，其间穿插着对他最重要的几部作品的探讨，以及这些作品为他在文学经典中标出的一席之地。我写这本传记意在向读者展示一个更精明、更锐利的瓦尔泽，一个有野心的文学家，他挥舞着自己的反讽，好像那是某种刀剑；他用天真的姿态揭露了人类在所有困难与悲伤之中的秘密，并且有着独到的见解，足以让他找到方法去接近那些难以参透的领悟。难以参透的，还有这位光辉灿烂、捉摸不定的作家本人。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苏珊·贝尔诺夫斯基；摘编：张进；编辑：张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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